來源：收藏快報 文：陳璟
眾所周知，“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標誌，這場內戰使得唐朝人口大量減少，社會動盪，國力銳減，經濟遭受重創，首都長安已不復當年“開元盛世”之景。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時期，唐朝中央政府是如何應對的？是成功還是失敗？我們不妨從一枚小小的貨幣中去觀察其中的端倪。
唐天寶十六年（757），大將郭子儀率領軍隊收復首都長安，並迎請唐肅宗李亨回京。肅宗於第二年改元“乾元”，為了籌措軍費，填補戰爭帶來的財政虧空，採納了御史中丞兼鑄錢史第五琦的建議“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為新錢，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下令以“錢，國之重寶”為名，鑄造“乾元重寶”，並與
開元通寶錢並用。乾元元年（758），鑄當十型“乾元重寶”，以一當十枚“開元通寶。”乾元二年（759），由於當十大錢依舊無法解決唐朝政府巨大的軍費開支，肅宗下令發行“乾元重寶”當五十型的大錢，該錢背面的外郭為重輪，俗稱“重輪乾元錢”，這種錢僅比原當十錢直徑略大一點，稍重，但竟然以一枚當五十枚“開元通寶”使用。如此虛值大錢通行之惡，可想而知，未及半年，市場便一片混亂，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這不僅造成了巨大的市場壓力，同時也導致私鑄貨幣牟利的盛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由於“開元通寶”重量較為標準，每枚約重4克，僅五枚即可私鑄一枚重輪乾元錢，更可獲十倍的利益，直接導致了良幣“開元通寶”迅速退出流通市場，“劣幣”大量盛行，這種私鑄現象甚至一度已經無法控制，即“犯私鑄者日有數百，州縣不能禁”。《新唐書·食貨志》載“法既屢易，物價騰貴，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並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眾。”而作為貨幣改革者的第五琦，也因推行貨幣減重政策，引起物價瘋漲，被貶職出京。為治理這種貨幣亂象，唐肅宗對匯兌比例進行調整，逐步撥亂方正， 《唐書·食貨志》載：“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直至唐代宗即位時才得到較有效的解決，代宗即位後下令，乾元重寶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直至以一當一。
如圖所示這枚“乾元重寶”小平錢，重3.5克，直徑24.1毫米，為中國錢幣博物館藏品。該錢體型甚小，青銅質，隸書，直讀，廣穿；正面錢文為隸書，“乾”字作“乾”，字形甚大，異書；“元”字左挑；“寶”字與開元通寶字體類同；背上為如意雲頭紋。
雲紋是我國豐富多彩的裝飾紋樣中典型的一種，被廣泛裝飾在古代建築、雕刻、服飾、器具及各種工藝品上，雲紋形態多樣，有十分抽像規則的幾何圖形，也有生動形象的自然圖形。隋唐是朵雲紋盛行時期，不僅是富貴華美的代表，也是順應時代的審美要求，更是日趨豐富的裝飾元素，被賦予吉祥如意的寓意。
雖然唐朝中央政府規定，乾元重寶當十錢每千文重十斤，平均每文約重一錢六分；重輪錢每千文重二十斤，重量是當十錢的一倍。但由於貨幣鑄造的混亂，私鑄現象嚴重，導致“乾元重寶”重量不一，直徑大小皆無標準可言，受其影響官方貨幣甚至也出現減料減重的現象發生，而這種小平型“乾元重寶”即是此類錢幣之一。
綜上所述，“乾元重寶”是唐朝中央政府為平定“安史之亂”，籌措大量軍費開支的特殊時期產物。寶應元年（762）唐代宗繼位，恢復了貨幣經濟秩序，規範了新舊二錢的匯兌比例，迫使退出流通，從而恢復正常流通制度，統一了幣制的效果，在中國貨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而在第二年，也就是廣德元年（763），叛軍首領史朝義自縊而亡，其餘叛將皆降唐軍，這標誌著歷時七年又二個月的“安史之亂”終於被平息，而這枚小小的“乾元重寶”錢也為這段歷史留下珍貴的歷史實物資料，其裝飾的雲紋不僅蘊含了時人吉祥如意的寓意，也寄托了人們對安定的社會生活的美好嚮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