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是唐代宗年號，“建中”是唐德宗年號，但唐代文獻中卻從未見有關於大歷元寶、建中通寶的記載。
最早記錄這兩種錢幣的是五代張台的《錢錄》，此書雖沒有流傳下來，但南宋洪遵在《泉志》大歷、建中兩條中都引用了張台關於這兩種錢幣的記敘。
關於大歷錢
“張台曰：大歷是代宗年號，計此時所鑄。”可見張台並沒有看到確鑿的文字資料，他的結論僅是依據錢面年號估計的。
關於建中通寶錢
張台記敘的比較詳細：“張台曰：按此錢未施用，今民間往往有之，輕小於開元錢，逕一分，重二銖以下，文曰建中通寶，文字漫暗，銅色純赤，肉好薄小，殊乖白銅大錢之義”。應該說張台對錢幣本身的描述是準確的，但是因為找不到史料依據，把它繫於白銅大錢就錯了，這一錯誤也正說明唐末五代時期人們也並不清楚大歷元寶、建中通寶錢幣的來歷。
自宋代以後，人們為了對其有準確的認識，試圖發掘新的史料，於是洪遵就把這兩種錢幣與大歷四年正月第五琦在絳州、建中元年九月韓洄在商州鑄錢的事聯繫起來了，認為“豈非當時鑄此耶”，後世學者多據此認為當時鑄造的就是大歷元寶、建中通寶。
這種推測缺乏根據，首先因為新、舊《唐書·食貨志》都沒有明確說明第五琦和韓洄鑄的是什麼錢；建中元年所設鑄錢爐比大歷四年設爐多一倍，但出土發現的建中通寶卻比大歷元寶更為稀少；不同時間、不同地區鑄造的這兩種不同的錢幣，每次又都相互伴隨，同時出土。
另外，更難以解釋的是這兩種錢幣到目前為止在絳州(今山西省新絳)、商州(今陝西省商縣)等中原地區的唐宋窖藏中還從未見有發現，而已知的出土發現卻幾乎全部都集中於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緣以庫車為中心的地區。
雖也有人因此推測它們可能是在新疆地區鑄造的，但又提不出充分依據。彭信威先生則認為更可能是私鑄，但又說“論理當時錢價很低，銅價卻很高，牟利者只有銷錢為器，豈肯溶器鑄錢?……唐錢的錢文應當直讀，乾封時一度違制，改為環讀，旋經更正，論理不應再犯。大歷錢(建中錢)卻是環讀，似乎不是官鑄。
然而私鑄的人多是仿鑄舊錢，不應當創鑄一種新錢，所以這是一個還有待解決的問題”。遂使這兩種錢幣的來源成為錢幣學、貨幣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難解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