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銖錢錢文改革 其錢幣相關歷史爭議
“三銖錢”是西漢武帝第一次直接以“銖”重入錢文的方孔圓錢的一次大變革，也是西漢錢幣中存世較稀的一種，雖然只是曇花一現，卻具有特定的時代意義。但由於史籍上對三銖錢始鑄時間的表述相隔21年，導致近年來在錢幣界引發了一場不小的爭議。因三銖錢的始鑄時間問題關係到西漢真正統一“五銖錢”之前的貨幣制度背景及其特點，筆者通過對所藏5枚三銖錢創見品以及出土資料的分析研究認為：三銖錢的始鑄時間應為西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而非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罷四銖半兩，以“銖”重入錢文的三銖錢，這是方孔圓錢具有特定時代意義的一次大變革。
因史籍上對三銖錢的始鑄時間自相矛盾，導致出現了兩種不同歷史背景下的兩種觀點：一種以彭信威、蔣若是為代表的“建元元年說”，源於《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春，行三銖錢，”唐代詁學家顏師古《漢書注》：“新壞四銖錢造此錢，重如其文”;一種以王獻唐為代表首次提出的“元狩四年始鑄說”，出自《史記·平准書》及《漢書·食貨志》。
然現泉友使用較多的華光普《中國古錢大集》(甲本)第175頁“三銖”備註(1)中竭力對“元狩說”予以肯定：“而實際上應當是：漢武帝元狩四年銷半兩錢，更鑄三銖。欲發行輕錢以彌補國用不足。……是此方符合中國貨幣演變歷程和歷代幣制‘先重後輕’之一般規律”。筆者認為華先生所云，忽略了漢初特定歷史政治經濟背景下事物矛盾發展的特殊性。
錢幣先重後輕之一般規律 三銖錢的改變
對於三銖錢始鑄時間史籍自相矛盾的記載以及所謂“先重後輕之一般規律”的問題，筆者認為要作具體研究分析判斷。首先，需瞭解“《漢書·食貨志》在《史記·平准書》的基礎上作了相當大的增補和調整，《平准書》以漢代前期經濟為敘述範圍，但《食貨志》只補充了秦以前和武帝以後的史實。”這就是說《漢書·食貨志》是照搬了《史記》中對漢代前期經濟的敘述，重點敘述的是武帝以後的史實，這就使得曇花一現的三銖錢始鑄時間的準確考證形成了一個空擋。
但《漢書·武帝紀》卻詳細地說明是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因而三銖錢元狩四年始鑄的記載，是不可信的。其次，需綜合分析西漢初年的貨幣制度。漢初經過楚漢戰爭，民生凋敝，銅源匱乏，生產力水平低下，在社會經濟亟待恢復的同時，商品經濟又在迅速發展，顯然以少而重的秦錢是不能滿足當時貨幣流通需要的。漢高祖劉邦便制定了“使民放鑄”即官民都可以鑄錢的貨幣政策，導致從漢高祖元年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206年—前118年)的80餘年間，幣制極不穩定，多次變更。
而曾先後鑄行的榆莢錢、五分錢、四銖半兩等，雖仍以“半兩”為名，但錢的名義含量與幣材重量已經脫離實際，名不符實。很顯然，以所謂“中國貨幣之演變歷程和歷代幣制‘先重後輕’之一般規律”，來研判漢初的貨幣制度，是不合適宜的。再則，實物重量反映三銖與四銖半兩錢沒有“先重後輕”的關係。按現所見三銖錢徑一般22—25mm，穿8mm，重1.8—2.2克，與顏師古注“重如其文”三銖重量相符;而以陝西西安竇太后陵陪葬坑、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墓1、墓2以及劉癖墓等出土的“兩”字內寫作“十”字的武帝特徵“四銖半兩”，錢徑一般21—23mm，穿寬7—9mm，重約2克。二者對比只有錢名不同，重量基本相同。因此，華先生對王獻唐《中國古代貨幣通史》中對三銖錢考證的評價“論據充分，佐料確鑿，足令人信服”，是站不住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