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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元是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由當時雲南造幣廠所鑄造的軍用銀幣。是品特徵：在幣正面中鐫一個‘富’字。在幣背面上方銘傣族文字（註：本博對此文字不識，誠請有識之士和方家告示，本博在此恭謝！），在傣文下方從右至左橫銘漢文‘半兩正銀’四個字，即幣值。此銀元正、反面均無廓齒。在幣緣外勻鑄邊道。直徑33.6mm 厚1.7mm 現重13.27g。
存世有兩種來路不明的銀幣：“富”字及鹿頭銀幣，人們對其來源眾說紛紜。“富”字銀幣，正面只有一漢字篆書“富”字（故稱“富”字銀幣），背面為寮國文（也有人認為是緬甸文）和中文標示的面值。面值有“半兩正銀”、“一兩正銀”兩種。鹿頭銀幣，正面中央為一隻長角的雄鹿頭側面圖案（故稱鹿頭銀幣），背面為寮國文（也有人認為是緬甸文）、中文“一兩正銀”標示面值。鹿頭圖案有大鹿頭、小鹿頭之別，其中大鹿頭版別較為罕見。
由於這兩種銀幣未見諸史籍記載，加之其圖案、文字設計簡單，沒有發行國家（或地區）名稱或識別標誌，也沒有發行年份，因此錢幣集藏研究者對其鑄造國家（或地區）、鑄造時間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但見仁見智，迄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見。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富”字及鹿頭銀幣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中緬邊境及雲南等地駐軍所造，為遠征軍發餉使用。1949年6月上海出版施嘉干編著的《中國近代鑄幣匯考》最早提出這一說法。其主要論據是：“富”字及鹿頭銀幣重量標準與中國漕平相等；幣面有中文“富”字，背面有中文及緬甸文面值；二戰結束後，當時雲南省主席盧漢曾以“富”字銀幣作為軍餉發放。施嘉干（1896—1975）是中國近現代
錢幣收藏大家，其著作《中國近代鑄幣匯考》一書，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裡，始終成為收藏和研究中國近現代機制錢幣必備的重要著作，影響極其深遠。因此這一說法流行很廣，連1972年美國克勞斯出版社編著出版的權威性
硬幣圖譜《世界硬幣標準目錄》都認同這一觀點，將有關“富”字及鹿頭銀幣內容列入“寮國、中國—雲南、緬甸”章節中。
第二種觀點認為，“富”字及鹿頭銀幣是“寮國的鑄幣”，在中南半島流通使用。這種說法的依據是，銀幣背面有寮國文字標注的面值，而且這些銀幣在寮國、越南境內流通使用過。1993年廣西錢幣學會和雲南錢幣研究會聯合編著出版的《越南歷史貨幣》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該書將“富”字、鹿頭銀幣列入曾在越南使用過的“寮國銀幣”。
第三種觀點認為，“富”字及鹿頭銀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管轄下的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即中南半島，包括今越南、寮國、高棉三個國家）在今越南河內鑄造發行、用來向印度支那半島山區部落農民購買鴉片的貨幣。1987年法國研究東方錢幣專家費郎索瓦·蒂埃裡在《中國錢幣》1987年第3期（總第18期）上撰文，第一次提出這種觀點，指出該銀幣文字及幣圖是由法國人勒內·梅西埃設計繪製的，並附上銀幣的設計圖案與相關文件複印件，還詳細說明了“富”字及鹿頭銀幣發行的歷史背景。該觀點認為，當時法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支那允許鴉片自由買賣，政府收稅，來自鴉片貿易的稅收所得占殖民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鴉片貿易習慣使用銀幣結算，使用的銀幣以法國在越南鑄造發行的法屬印度支那貿易銀圓，正式名稱為“安南貿易銀元”，俗稱“坐洋”為主。但1928年後安南貿易銀元停止製作，銀幣來源日益減少。而印度支那半島山區部落農民拒收
紙幣或其他非銀質貨幣。為保證鴉片貿易的持續開展，法國殖民地政府便搜羅各類銀器熔化，製作成錢幣形狀的銀餅用於鴉片貿易。二戰結束後，中南半島北部由當時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率領的部隊接收。盧漢所部搜刮了大批財富，其中包括不少“富”字及鹿頭銀幣，當作軍餉發放。二戰結束，法國兵離開越南時也帶走了大量的“富”字銀幣作為紀念，因此直至上個世紀80年代在法國的錢幣商店仍可以大量購買到這種銀幣。美國克勞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硬幣標準目錄》（1997版）也已將“富”字及鹿頭銀幣改列入法屬印度支那欄目中，並且註明該組銀幣是“1943—1944年法國維希殖民政府財政部監督下在越南河內鑄造，以應寮國及（越南）東京邊境繁忙的鴉片貿易之需”。
目前第三種觀點已得到錢幣集藏界較多研究者的認同。但不時還有其他觀點冒出，如泰國鑄造、雲南鑄造等新說法。看來要解開“富”字及鹿頭銀幣的來源之謎，還有賴於發掘更可靠的原始檔案文獻或當事人回憶等材料來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