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錢的讀法，從前是不大為人注意的，歷代錢幣學家所著力的重點往往在於文字的辨識，至於錢文的次序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無須贅言的。由於歷代實物至今已如山積，今人對於舊文字的瞭解又未必勝於前人，古錢的讀法也便成為了問題。唐石父先生著《古錢讀法》[1]，後來在主編《中國
古錢幣》時又將此文作為書中一章[2]，可見現在即使對專業的研究者而言，古錢讀法也不再是可以輕忽的小節了。唐先生是望重一代的前輩，於古錢讀法也率先進行了系統的闡述，然而“先生之學術或有時而可商”，其具體的觀點，實有繼續探討的必要。
一、基本格式的定名
“旋讀”自來無異名亦無異議，而“順讀”、“直讀”、“對讀”則混用至今，使用者各從所好，大體上也無礙交流。唐先生力主“順讀”一說，在命名的基本原理上恐有欠缺，以此為順，則其餘皆為逆耶？命名的法則，首先當以方式，其次再以方向，例如“旋讀”以方式得名，再細分的話若以順時針方向為順，則逆時針方向稱為逆旋讀。唐先生以“順讀”與“旋讀”相對固然於理未合，使用時也便不免有自相抵牾之處，如[2]文述及二字錢文時又有“逆讀”一說，這就在體系內造成混亂了。假如一定要給出一個劃一的稱謂，應以“對讀”為宜，既與旋讀相與互補，又準確地表達了讀法的特徵，較之“順”、“直”二說切用合理。
次序錯亂的特殊情況可稱之為奇（讀如畸）讀，這樣就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讀法框架。不過，真正必須歸入奇讀的實物是很少的，如“壽如西王母富長安東西市”，是由一點分別向兩側書寫；
福壽延長是上左右下的次序。
至於某些字數較多的錢文，大多可視作一種二級結構，如正德太平斬邪魔除鬼怪，
唐先生於“五字錢文讀法”中所舉之第五重四兩“惟穿左縱列兩字為異”亦可作為一例；而且，錢文的書寫，大抵總還是遵循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規則，如什伐赤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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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錢文讀法示例
錢文讀法，終究是以對讀、旋讀兩種為本原，奇讀實際上也是在此二者基礎上的變異。古人鑄錢，於文字排布多以勻稱美觀為重，初不以對讀旋讀為意。因此，唐先生循字數多寡比附讀法，形式上似較系統，實則瑣細而無益；況錢文七字以上者亦不鮮見，有多至數十字者，豈可一一羅列？所以唐先生的討論，亦因自己的分類法而限於七字了。其實如果文字釋讀準確，對古代史事有較深的瞭解，錢文讀法往往不須特別推敲便可水落石出。本文擬由實物出發，力圖從原理而不是形式上來闡述古錢的讀法。
先秦圜錢中的一個品種，舊讀“重一兩十二銖”、
“重一兩十四銖”，
其“二”、“四”與“珠”之間均有一橫畫，讀為“一”則不可通，跳過不讀似又不能視若無睹。唐先生從李學勤先生釋讀為“一珠重一兩十二”、“一珠重一兩十四”，已是很大的進步，然猶未盡善。此處的一橫畫，乃是標明起讀位置的符號，銅鏡、漢簡中也常見以一橫畫作起讀標識的，故這個“一”不須讀出，錢文釋讀為“珠重一兩十二”、“珠重一兩十四”即可。
類似地，“太清豐樂”誤讀為“天清豐樂”亦源自未曾明瞭“太”字上的一橫是起讀標識，若細審其文字，當可發現所有“太清豐樂”錢中，該橫畫均與“太”字分離且比例不協調，不能並為一字的。
“升書”的例子，[2]文中稱西夏文福聖寶錢為孤例，實不然。沈子槎先生舊藏“趙寶重興”，應從高善謙先生說讀如“興趙重寶”[3]，亦為升書；
《續泉匯》載有另一品小平型背壬申者，文字製作均異，殆非同鑄之物。
崇禎通寶背奉制同為升書之一例，“制”乃君命，所謂“命為制，令為詔”也，故將“制”置於上方，今人多有誤讀“制奉”者，其實與天啟通寶背奉旨相對照，自可明瞭。
花錢受天之祿亦將“天”置於上方而成為升書之一例。
總體而言，行用錢釋讀相對較為容易。刀布的釋讀，關鍵無非在於文字的辨認。兩漢至隋唐錢文多為二字，簡明易識；稍微複雜一點的是新莽時期，大布黃千東漢時人即有俗讀為“大黃布”者，見於居延漢簡[4]，然而其正確讀法，只要將十布一列排開相互對照便立等可得，唐先生以戈邑方足布論證“直畫不是界格”豈非捨近而求遠，援引實物亦不如舉藺字布為得體，因布幣鑄地名往往加“邑”旁，並作一字或分為二字本屬兩可，而“藺”為單字，滿佈錢面，用以說明“直畫不是界格”最為確當。開元通寶以後錢文以寶文為主且多為年號錢，讀法就基本上無難度可言了。
非正用錢規範度的要求不如行用錢，文字有時也較多，所以不時有出人意表之物。
長命保富貴背十二生肖錢，面文五字排列全無章法，只是尚得以根據字義重組而已。
千秋萬歲背雙月，面文依上右左下次序讀，亦當歸入奇讀之類。
錢文字數較多的情況，有時要綜合其排列和文義來考慮讀法，如漢魏六朝間的一種背四靈吉語錢，面文或讀如“長樂貴富延年益壽”為妥。
清代二十局名背四吉語錢，背文四組吉語以並足方式排列，可謂典型的二級結構。
非正用錢常見面背均作四字者，通常面背讀法相同，如天下太平背三多九如，面背均為逆旋讀；
但也有例外，如陰陽造化背用行捨藏，面對讀而背旋讀且面楷背篆，饒有趣味。
契丹文、西夏文的錢幣存世種類不多，某些文字的釋讀迄今還不能有公認的結論，因此，其讀法如何，還是在文字問題解決後再作論述為好。
三、“兩讀皆通”之辨
“兩讀皆通”最著名也最具爭議、影響最大的，是“開元”與“開通”之爭。唐先生主旋讀“開通”，著《武德錢文研究》，雖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並非自創之說，亦不足以定論，有關這個問題當另文商榷。唐先生主編《中國古錢幣》，書中多處反覆強調其觀點，又將《武德錢文研究》附錄書末，令人感受到其強烈的自信心。
中國文字的特點之一是每個單字幾乎都有獨立的字義，構詞行文又多用排比對偶，因而極易造成“兩讀皆通”的現象。“天長地久”讀為“天地長久”是不是也可通？“鹹通玄寶”讀為“鹹玄通寶”是否至少也比無論“周元”、“宋元”還是“周通”、“宋通”差堪入目？因此，在這個方面不能玩弄文字遊戲，而要就具體的實物予以分析判斷。例如，太平永兆背三多面文讀作“永兆太平”亦自無妨，
進德修業讀為“進修德業”就未免不知典故；
“君樂臣樂大吉大利”讀為“君臣樂樂大大吉利”還有點期期艾艾的滑稽感，
“公子公孫”要是讀成“公公子孫”就實在大為不堪了。
必須明確的是，無論行用錢還是非正用錢，無論錢文可以編排出幾種讀法，其本始的讀法，即鑄行者賦予它的讀法，當然只有一種。對錢文讀法的研判，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找出並用充分的證據來確定這一本始讀法。“兩讀”云云，可以作為遊戲，可以作為談資，但畢竟不能夠成為嚴肅的錢幣研究。
古錢讀法，是一個並不艱澀高深而理應梳理總結的課題，希望將來能見到更多的創見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