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物價漲幅令收入難以望其項背的時候，許多囊中羞澀的工薪族偶爾不免會發出諸如“一塊錢恨不能掰作兩半花”之類的感慨，這既是內心情緒的合理抒發，亦是一種獨具東方特色的草根幽默。若有好事者樂於追溯其本源，那麼中國錢幣史自然是不應忽略的重要線索。
在距我們非常遙遠的漢代，曾出現過一種及其特殊的錢幣——鑿邊五銖。據史料記載，這類錢幣在西漢時期就已經出現，到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公元147——184年）數量就更多了。所謂“鑿邊”，就是將一枚完整的五銖錢通過沖鑿的方式強行分成內外兩枚，這麼一來，一文錢便可當作兩文花，原先錢面上完整的“五銖”二字在兩部分上都僅留下一半，只有將兩部分相合，才能拼出完整的錢文，故而它又被稱為“對文五銖”。從嚴格意義上講，“鑿邊五銖”僅是對五銖錢被一分為二後裡面那一部份的特定稱謂，外面的部分在錢幣研究界被稱為“綖環五銖”，顧名思義，它指的就是被鑿去內圈的錢，原本規整的錢幣僅剩下一圈窄窄的邊緣，形似圓環。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鑿邊五銖卻不是由官方發行的法定貨幣。它們的出現，源於當時幣值的不穩以及物價的動盪，在這種經濟背景之下，平民以鑿分五銖錢的方式，將一文錢當作兩文錢使用，用這種今天看起來十分荒唐可笑的方式來對抗物價持續上漲的壓力。惟利是圖的奸商更是大規模地僱人鑿錢，以求在貿易活動中牟取不正當利益。可以說，鑿邊五銖的大量出現是當時的大漢朝廷所不願意看到的，但在整頓幣制、穩定物價等措施乏力的情況下，其他所有的管控手段都無法真正指向這一經濟病象的癥結。
在之後的東晉時期，鑿邊五銖又演化出了新的種屬，那是一種被稱做“沈郎五銖”的大孔小錢，錢文為“五朱”或“五金”。和鑿邊五銖有所不同的是，這種錢是一次性鑄造完成的，並沒有經過沖鑿的後續加工。
公元317年，晉王朝遷都於建康（今江蘇南京），是為東晉，朝政由北方士族王敦、王導兄弟把持。“沈郎五銖”的發行者沈充當時在王敦手下當參軍，也是他的心腹僚屬。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舉兵叛亂，攻克都城建康，沈充當時奉王敦之命前往吳興（今浙江湖州）招募士兵。為了籌集軍資，沈充在當地鑄造了大量既小又輕的五銖錢，但這批錢很快就隨著王敦叛亂的失敗而退出歷史舞台，並最終成為了後世文人調侃的對象。唐代詩人李商隱寫有“今日春光太漂蕩，謝家輕絮沈郎錢”；被譽為“詩壇鬼才”的唐代詩人李賀則吟道“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將沈郎五銖的微小輕薄形容得淋漓盡致。
由於沈郎五銖的錢體過小，錢面當然就擠不下完整的“五銖”二字了，最後只能參照漢代剪邊五銖的形式，將“五”字完整保留，“銖”字則只取半邊，寫作“五朱”或“五金”。對於這兩種版式，錢幣學界歷來莫衷一是，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最終定論，我傾向於認為“五朱”仿照的是“剪邊五銖”內圈所保留的文字，“五金”仿照的則是外圈“綖環五銖”殘存的文字。
鑿邊五銖和沈郎五銖雖然早已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但它們的痕跡卻依然保留在今天中國人的語言藝術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