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楚地的“郢爰”，在中國錢幣史上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其實不僅僅在楚幣中是特例，在錢幣的材料史、製造史上，也是一個特例。
從“貨貝”到錢幣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時代，哲學史上的諸子百家學派林立，種種豐滿、種種璀璨，即是一個明證。由於諸侯割據，貨幣的形態體制也是百花齊放。在青銅時代發達的冶鑄技術帶動下，不同地區的鑄幣，其器形、重量、文字標誌、貨幣單位、合金成分都不一樣。比如中原地區如三晉的貨幣形制，起源於農耕器具的鏟，稱“布幣”。北方和山東以東如燕、齊，貨幣形制起源於工具刀削，取其形稱“刀幣”。南方如湘楚地區的貨幣起源於青銅貝，故稱為“蟻鼻錢”，即貝形錢（貝幣）。中西部如秦貨幣外形起於農戶紡輪、又有擬之
玉璧之說，故曰“圜錢”。而唐以後的外圓內方的錢樣，是在時代進程中慢慢形成的。這樣，我們可以把唐以後的
銅錢看作是古代錢幣史的後半段基本形態；而把春秋戰國時期的各種錢幣形態，看作是一個生長、發育的“青春時期”。它的前源，是從商貝（天然貝如海貝、人工貝如獸骨貝、石貝）又稱“貨貝”開始，再到擁有青銅冶煉時代的青銅貝形錢。作為前者的依據，是在1976年河南安陽發掘距今三千年的商王武丁“婦好墓”時，在墓主周圍有15個殉葬奴隸和6000枚海貝，這就是貝錢作為財富的一個證明。在商代以前，比如在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遺址中，就未有私人財產的概念，也沒有以貝（財產）陪葬的現象。而作為後者的依據，則依海貝包括蚌殼貝獸骨貝玉貝石貝作為原始通貨的概念，在青銅鑄幣之初，也必然是以“貝”為形，號為“銅貝”。今存戰國楚銅貝有多枚，據說在1983年安徽臨泉縣一村民挖地得一陶甑，內有大量銅貝。而臨泉縣博物館徵集收藏有3353枚銅貝。直到秦始皇時代統一幣制，才開始廢貝用錢，稱“秦半兩”；到王莽時期，又一度恢復用貝。直到今天，漢字中所有與財富財貨有關的文字，均以“貝”字為偏旁。正是這一上古傳統的孑遺。
鑿著用的金鈑“郢爰”
即使是在百花齊放的春秋戰國時代，因地域割據而有貝、布、刀、圜等多姿多彩的錢幣形制，終歸是逐漸走向定形的錢幣。但有一種錢幣，卻十分特殊地出現在我們面前。這就是楚“郢爰”金鈑。楚文王遷都郢，即今湖北荊州北江陵縣。古號“紀南”。紀南城從楚文王元年建都，到楚頃襄王二十一年棄城，歷二十王四百餘年，成為楚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爰”則是當時的貨幣重量單位，今天我們看到的一般有“郢爰”雙連、四連。但在古代，一大塊餅金二十連（印）或四十連（印）是原始形態。以此為中心，楚王在紀南城之外，又在楚雄、滎經兩地設官指定專人負責管理四川地區黃金的開採與長江東運。有此優勢，楚國的黃金庫存量極具優勢，遠超秦、燕、齊、韓、趙、魏諸國。
“郢爰”即楚都之金幣，又稱“金鈑”“餅金”“印子金”。它與其他貝、布、刀、圜不同之處，是並無定型；是在一大塊扁平的金塊上鈐小印數十方，並排有序。使用時依印痕方圓之序根據需要鑿為碎塊，再行支付使用。鑿下金塊印痕越多，價值越大，應該是一種“稱量貨幣”的做法。據說西方的秦也曾把金鈑熔鑄為柿子餅形，稱為“柿子金”。也如楚之“郢爰”一樣，可以切割鑿下使用。
“郢爰”的流通範圍
“郢爰”的出土範圍，目前據統計，分佈甚廣。安徽、河南、江蘇、湖北、浙江、山東、陝西均有發掘記錄。至今，已有700多塊出世，大部分是在春秋戰國的大楚國疆域之內。1982年在江蘇盱眙南窖莊出土的窖藏金鈑中，有一大塊“郢爰”為長方形，正面鈐印54個，半印6個，鈐印總數有60個，是目前所知的最大金鈑。
楚“郢爰”出土範圍既大，又據已出土者作推測，涉及尚未出土深埋墓葬的應該也有相當數量，還有被改鑄、熔毀的那一部分；又在安徽壽縣諸地，發現各小塊“郢爰”中有編號，為鑄造時所記數字刻畫，有百、千、萬之記，證明當時楚金鈑的鑄造與流通，其總量極大。而據錢幣史專家們以為：春秋戰國時期，青銅鑄幣為主流，西秦之圜錢最常見，而三晉之鏟布之幣、齊燕之刀幣亦為當時通貨以供交易。而南蠻之地如吳、越，還有宋，則一直是用實物貨幣，如貝和稱量貨幣如金銀，但並無錢幣之定制。只有楚湘之地，一則通於巴蜀，出產金銀靠長江船運流通，貨貿自是興盛。二則楚地境內也盛產黃金，楚湘文化悠久，舟楫車馬，往來如梭，遂有戰國各地唯一以黃金鑄幣的輝煌記錄。金幣之名，始於楚，繼以秦，乃成中國錢幣史之一大淵藪矣！
先進還是落後？
當然，細細思忖，這楚“郢爰”之開始以黃金鑄幣，也不是非常精確的結論。因為鑄幣，或貝，或布，或刀，或圜，總須先有定制，首先是定量定形定尺寸大小以方便計算流通，這才是錢幣的要義，故國家對鑄幣一直是直接監控、視為禁臠，設立專門鑄制機構，他人不得染指，違者即被視為大逆。以此標準論，則楚“郢爰”卻無定形定量，亦無固定尺寸制度，一塊金鈑，大小不等、形制也不等。只是靠金塊上的鈐印數和面積、個數來計量。使用時鑿下多大面積？兩連、四連、五連、八連、十六連？臨時決定它的價值換算，隨機性很強，遊移性很大，似乎又不是錢幣制度規定的必須定量計量功用，所以它又不像是正規的錢幣形態。與商周的海貝、骨貝、石貝、玉貝相比，差可混而同之；但比之同時代的青銅鑄晉布、齊刀、秦圜半兩的有定形定量，卻又處於較混沌的狀態；似乎也不算是一種先進體制。《竹書紀年》載“湯鑄金幣”，《管子》也載商湯以莊山之金、夏禹以歷山之金鑄幣，這“金”字或指銅而已，或兼指金、銅，但《管子》另有“黃金刀幣，民之通貨也”，著重在“刀幣”形制和“通貨”即定量流通交易之義，應該指真正意義上的錢幣。尤其在西周之初“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其描述更見具體，證明在文獻上，上古人對錢幣的功用是認識清醒的。雖然考古發掘未見西周有黃金貨幣，但據文獻，我們大致可以斷定一定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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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如此，針對“郢爰”的存在，大致可以引出兩個結論：第一，以黃金為幣，是楚國優先於秦、燕、齊、韓、趙、魏諸國地區的特徵：別家鑄銅，楚則熔金。在今天我們已習慣於以金本位為宗旨的金融財富錢幣觀念，楚“郢爰”在錢幣用材方面以金為重，相較春秋直至六國，具有明顯的先進性。第二，在以貝、布、刀、圜為定制的六國貨幣對比下，楚國的“郢爰”的金鈑鈐印隨鑿隨取隨用而不取定制的做法，卻又不符合嚴格意義上的錢幣形態。有點像明清小說中講唐宋故事有“大塊稱銀小塊稱金”之俗，這“大塊”“小塊”並非一定之規。既以不定量的金銀錠為貨幣，銀錠既無定量定規，臨時依需刻鑄，此十兩彼二兩，甚至還有散碎銀子的概念，當然肯定不是秦“半兩”、漢“五銖錢”、唐“開元通寶”以降銅錢“制錢”之有固定意義，這樣看來，它又不是先進的了，而是相對落後的錢幣史觀念了。先進和落後，就是這樣奇怪又和諧地混融在其中，這真是個有趣的楚“郢爰”。
最後一個問題，在楚“郢爰”金鈑上並列鈐印並號為“印子錢”的現象告訴我們，在春秋戰國璽印史中，我們習慣於追究璽印的製作和藝術表達，卻還沒有想到在用途史、形態史方面，璽印尤其是戰國楚璽的使用，竟會涉及中國錢幣史，尤其是楚文化範圍內的貨幣製造史的內容。它還是以“取信”為目的；但它不是用於文書、契約訂立乃至簡牘封檢；而是用於金幣流通時的計量單位方式和特殊信用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