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武宗李炎會昌五年（845年）至會昌六年，曾鑄行錢背紀年（我國最早的錢背紀年錢）又紀地、錢形不一、錢文不精、錢質粗劣且版別繁雜的錢，其行期短，鑄量大，紀地多，分佈廣，它即是“會昌
開元通寶”錢。這種錢背文鑄有揚州紀年的“昌”字、長安京兆府紀局的“京”字、湖北荊州紀地的“荊”字等23種錢文。今傳世與出土頗豐，市場價格不高，收藏此錢的人較多。有人說它們是“佛的化身”，不無道理，此錢來歷的確與興佛、鑄佛、毀佛有關。
840年，唐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為相，貶牛僧儒等人，抑制宦官勢力。又會昌三年殺劉稹，打擊藩鎮割據勢力。會昌五年，詔陳佛教之弊，毀寺（官賜匾額者）4600餘區，毀招提、蘭若（私造佛寺）4000餘區，還俗僧尼26萬餘，收良田數千萬頃，釋放奴婢15萬人，史稱“會昌滅佛”。
毀佛與鑄錢有何關係？安史之亂後，唐朝採銅冶煉業正值恢復期，採銅量不高，產出的銅礦多用於造佛器，很少一部分用於鑄錢。又因鑄錢費用往往高於錢價一倍，加之官僚、地主、商人積錢之風極盛，以致通貨不暢，市面現錢減少。因而唐憲宗下詔：富家積錢過500貫者處死刑，王公大臣積錢受重刑，錢沒入官。但禁令行不通。唐文宗時，又下令富家積七千緡，餘錢送市上流通，結果仍行不通。
在積錢禁令屢禁不止、銅源不足的背景下，唐武宗只得廢減全國各宗教，將其銅像鐘磬等全部銷毀。各州縣得到大量銅材後，又令各地按開元通寶錢樣就地自鑄州錢（即22種會昌開元通寶錢），與朝廷京錢（即開元通寶背京紀地錢）並用，行使於當時社會。要改變錢重貨輕的積弊，或許這一創舉是較為有效的。會昌開元通寶錢的鑄行，並不在於其幣質、鑄工、錢文有多粗糙，它們的經濟作用遠比其錢幣本身的價值高得多。
